中医大学或院校将只招理不招文就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错误，其实质就是在严重的抹杀中医思维，违背了中医立法遣方的旨意；是把“治人”的中医学沦落为“治病”的医学，是对中医的糟蹋，是阻碍甚或说是破坏中国传统医药事业向正确方向发展的错向标，也终久是会把中医学引上一条不归路。
中医发展中的乱象是人尽皆知的，几十年来，虽然国家领导们天天喊振兴中医，但中医不仅没有任何的起色，相反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首先，古代中医的许多理论与治法的奥秘，现代人尚无法破解，用现代病理药理揣测古代医理病机，大多是闭门造车，驴唇不对马嘴。如果非的要用现代的尺度去判定古代的是非，把真正的精华当成糟粕抛弃，则哪些人他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其次，哪些人不晓不懂中医药的量效关系。一是不明疾病的动态性与具有它的时代属性，因而否定传统中医药学的合方、复方、大方的临床疗效，不晓一虎难敌群狼，而是抱残守缺，简单机械的套用单方、验方及所谓的秘方；二是不知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而是拥兵自重临床见症只会机械性的进行叠加堆积用药，却认识不到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双向调节性和多靶点效应性。
再则，哪些人本就搞不明白生物药、药材、中药三者之间的本质不同，而是硬套现代西药学的模板，用评价化学药物、生物药物的所谓现代药理学来还原分析传统中医药学药材的基本属性而否定了中药的因低能化学反应而形成的复杂性与双面性甚或使原有性质被改变了的特性，以及就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医与药材、药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性、关联性和不可脱离性。比如:“医为枪，药为弹，枪弹必须得合一”，药材是药材，药材不就全等于就是中药，好比，面粉、大米只能算是食材，而不能从市场拿回到家就认为它就是饭了。比如，把中药方制成西药片或胶囊的样子的确很方便，貌似是省掉了煮药的麻烦。但是，中药材的组合其原本就是一种低能的化学反应形式，是在煎煮的过程中让不同的药材之间进行各自的演变转化进而产生出复杂的意义来的。若是把中药材碾碎未或先一种一种先做成提取液，用的时候再勾兑，把中药制成象西药的样子，完全就是违背了中医药的制方原理的错误之举！其只不过是利用机器做了物理形态的改变，却美其名曰是在创新，但是象这样的创新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新。一个中药制剂真正值得人认可的价值，不在于做成了西药的模样，而是相关中医人根据古方化裁出临床用药时的开方能力。显然，把学术肯定的焦点和亮点聚中在所谓的新药模样上，而不是化裁古方的能力上，是不折不扣的本末倒置。创新这个词把中医药界的学术和教育已经害得很惨了，不符合中医药规律的创新本质上是自认为在创新的乱搞。殊不知，中医的知识体系跟科学方法是相悖的，中医是道，道法自然。西医是科技，科技是在不断否定的路上。而哪些受西方现代医学影响的一小部分人却在高喊中医要科学化的口号，这种错误的思潮无非就是在打着科学的口号改造中医，将中医的辩证论治改造成生物化学理论而已。
比如在前一个时期，就有哪么一些人狂叫要将中医药搞成标准化、现代化、科技化、规模化的所谓要“四化”，其目的可能就是试图要大搞千人一方，万人一药。其实，这个所谓的“四化”无非而就是忽略了中医药学所独有的辨证分型论治这一基本特点及又是抹杀了中医药学配伍的复杂性和个体化差别的应变性。而是按照固定的成分、计量做成中成药，无差别的给所有病人对着症状选择服用，这样违背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的基本原则。正确的治则治法应该是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各地区的气候、人文环境等差异而接受不同的医治方式方法。
这里顺便插一句:若是论起祖国的传统医药学(其实大家平时习惯口头上称的中医药学，而仅非是单指中国的医药学，其实真正的是指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为内涵的医药学)和西方医药学中的现代医药学两者之比的科学性，其实中医药表现出来的科学才具有超强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除过外来暴力创伤所致的症征外，它几乎在针对每一个甚或相似相近的病症时都会有严谨的理论在作支撑，皆是建立在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病势、预后以及愈后防瘥等多方位为一体的综合认识上做出应对的。而只能是以盲人摸象、碎片化看待人体与疾病并一直打着科学的旗号的西医的现代医学只能是一种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甚至就是个伪科学。
本人多年来，通过学习和观察发现从古至今的一些名家先贤们的临床思维踪迹，他们基本上都就是遵循着先有演绎，后有归纳，法惯“一元论”，从现象的不同组合来判断现象证候的特异性质，随之，建立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这种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就能深刻反映出中医药学超强的科学性，比如首先就仅拿中医的病机学来看，便略见一斑:
中医学的病机理论，是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的。
1、《内经》对病机作了系统的阐述，《素问·至真要大论》列病机十九条，将临床常见的一些病证，从心、肝、脾、肺、肾五脏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加以概括，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内经》十分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作用，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
2、隋代《诸病源候论》较全面地论述了多种疾病的病机，例如指出各种淋证共同的病机是“肾虚而膀胱热”，十分精当，至今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3、晋代《脉经》和宋代《中藏经》以脏腑为中心，以虚、实为纲，归纳脏腑的病机。
4、唐代刘河间认为“六气皆能化火”，对病机理论都颇有发挥。
5、金代张元素丰富、发展了从脏腑寒热虚实探求病机的学说，并把药物的使用直接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体现了理法方药的一致性。
6、此外，很多医家从临床着手，对病机有专题发挥，如李东垣著《脾胃论》，治病侧重升补脾胃之阳，叶天士阐发养胃阴的机理，李时珍、赵献可、张景岳、李梃等对命门的论述等，都不断丰富了病机的内容。
其次，从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难看出中药配伍的客观性、科学性尤其是其所独具有的与其相关药用的独特性。
中医中药治疗炎症，果真是直接针对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吗？
银翘散与“时时轻扬法”
银翘散方的用量与煎服法值得注意。
组成：连翘一两，银花一两，苦桔梗六钱，薄荷六钱，竹叶四钱，甘草五钱，芥穗四钱，淡豆豉五钱，牛蒡子六钱。
煎法：“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之所以“勿过煮”，是因为“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服法：“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如此服用是非常重要的：“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故从普济消毒饮时时轻扬法。今人亦有用辛凉法者，多不见效，盖病大药轻之故。” 从银翘散方的组成与煎法来看，原方的用量是相对偏小的。而当前临床上，很多医生笔下的银翘散方用量是相对较大的，特别是患者的每次服用量。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肯定存在，那就是认识上的问题。通常临证者会认为，银翘散证多是由于细菌感染或病毒感染引起，银翘散方中，银花、连翘等药有广谱抗生素作用，在加减中加入板蓝根、大青叶等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药物，这样组方就可以针对细菌或／和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症了。在一定程度上，剂量小，消炎、抗病毒力量也小；剂量大，消炎、抗病毒力量也大。于是，临证中，处方剂量就相对偏大，且自认为有足够的理论支持。类似的思维对很多中医临证者影响并不算小。试问，中医中药治疗炎症，果真是直接针对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吗？如果是，复方中药的疗效还能赶得上或者超越单体西药的疗效吗？
中医学中的发病学，始终是着眼于正气与邪气的对抗。治疗上，也重点是着眼于正气的盛衰以及正、邪之间的进退。把“治人”的中医学沦落为“治病”的医学，是对中医的糟蹋，会把中医学引上一条不归路。 笔者在早期临证中反复尝试过，“小剂可以去实”。随意加大剂量，不但不会提高疗效，反而会延长疗程。
关于“时时轻扬法”，这一术语当是吴鞠通首创。考普济消毒饮服用法，在《东垣试效方》中有这样的记载：“共为细末，半汤调，时时服之；半蜜为丸，噙化之。”或“每服秤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时时服之。”吴鞠通受李东垣启发，制银翘散服法，意即通过“时时服”而达到“轻扬”之效。当代学者何绍奇在《读书析疑与临证得失》一书中盛赞：“这实在是吴氏‘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一语的最好体现，足见他心思之灵巧过人。”
